教改的問題難解，因為它是一個很複雜的政治問題。
“李遠哲指出，師資培育、課綱問題，很多學者、老師不知道提供多少次意見給教育部，但教育部都沒有落實，所以他才會說，「不要太相信教育部」”
問題就在這邊，“每個人都在提供意見給教育部”，卻沒有人考慮到“除了你的意見之外，別人也有意見”！
嚴長壽的「教育應該不一樣」裡面就有實際的描述—
”我跟教育部長談到台灣目前被摧毀的職教體系、提到花東的國立大學沒有空間給在地青年一個就近學習的機會，也說到台灣未來即將面臨學校供過於求的問題……。
我看到部長試圖解釋，卻又心神不寧的眼神，沒多久幕僚遞上一張紙條，告知下一個會已經在等待了。這個時候，我突然覺醒，原來我又做了一次「豬頭」。
因為我驚覺到教育部長所面臨的：每天從立法院的質詢、立委個別約談求見，到開不完的會議、演講、行程，以及陪同長官視察、處理突發事件，到媒體狗仔式的跟蹤追問，當然還包括了一大堆像我一樣的人想要建言......。“
（他漏了還有沒完沒了的抗議行動....)
現在你看到不斷在“空轉”的政府機構、空有頭銜的“部長”了嗎？
這就是民主的代價。（每個人都有意見，也都不接受別人的意見）
但問題不是民主本身是錯的，而是人們對民主的理解程度還不到。
歐洲在民主的發展過程，一樣付出了很長、很長，而且很慘痛的代價才得以進階。
那麼他們付出那龐大代價之後領悟到的是什麼呢？
答案是—
“你的意見很重要，但也要尊重別人的意見，然後取得共識。”
這樣，民主才得以有效率的運作。這是民主運作的重要關鍵。
所以我看過一段文章在講，歐洲人表達意見時很少用 “ It should be..."，而更多是 “ I suppose that..."。
也就是，他們不說這件事 ”應該怎麼樣“ ，而是說 ”我猜想是怎麼樣“.....
他們自己的解釋是，因為沒有一個人的意見是“全對”，所以應該要保留一點“別人意見的空間”。
很有意思吧！
這就是思想層次上的差異。（當然，他們也是從粗魯和野蠻開始，但畢竟最終還是產生了這美麗的結晶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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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教育，我覺得教改應該還會有很長的一段過渡期，所以每個家長都應該要先做好準備。
而面對這一個不確定性的解決辦法，我認為”自學“是一個可考慮的選項。
關於這點，我另外再找時間詳細講。先帶兒子吃午餐去了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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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改20年 一塌糊塗 已是血的教訓
作者： 湯雅雯╱台北報導 | 中時電子報 – 2014年7月3日 上午6:01
中國時報【湯雅雯╱台北報導】
台灣教育問題昨天在中研院院士會議引發熱烈討論，中研院院士、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講座教授張懋中指出，現今台灣學生遇到問題，不肯自我嘗試、挑戰，而是打電話問學長姊後，直接告訴他「學長說這做不出來」，缺乏追尋知識和真理的動力，只想早點拿到學位。
張懋中說，他從最近收的台灣學生發現，台灣教育病的最深地方，不是教育資源不足，而是「資源越好，教育可能越空洞」，過去台灣窮，留學生出國念書都是背水一戰、無路可退，反觀現在環境好了、資源多了，學生卻缺乏意志力，要他們做研究，卻先打電話問業界學長，跟他說這違反物理定律。
他也發現過去台灣留學生在國外表現不俗，但現在即使是國內一流學校畢業生，在國外表現也只有中上。他認為台灣社會家長急功近利害了學生，造成「贏不起也輸不起」，不敢接受失敗。
還有院士說，台大學生有些現在到史丹福落荒而逃，台灣教改20年搞得一塌糊塗，已是「血的教訓」，台灣教育如何走到這一步，值得台灣社會好好反思。
中研院前院長李遠哲說，台灣國中老師都有碩士學位，北一女今年還出一名博士化學老師，但可惜的是，這些碩博士學位都不是為了當老師而培養的。他舉自己媳婦為例，她是國外化學系高材生，因想當老師，研究所念教育碩士，只為對教學有幫助。
李遠哲指出，師資培育、課綱問題，很多學者、老師不知道提供多少次意見給教育部，但教育部都沒有落實，所以他才會說，「不要太相信教育部」，每次都講教改，但若學生聽不懂，硬要他坐在那裡，也是一種暴力。
院士會議昨也邀行政院長江宜樺與院士互動，針對中研院政策建議書做出回應。江宜樺說過去高等教育偏重5年500億，在他接任後將強調「技職教育的再造」，恢復台灣過去良好技職傳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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